我们三个人在录这一期播客的时候，查叔抛出了一个很深的话题。他说，人走到四十岁或者五十岁这一步，到底是上天的安排、身不由己地被推着往前走，还是靠着自我意志在开创人生？

我当时想，我有资格聊这个。

我很自然地想起了我的高中。不管我现在在镜头前怎么嘻嘻哈哈，上学的时候，我其实是个极其内向的孩子，几乎不和人说话。在那个荷尔蒙旺盛的年纪，男孩子多多少少都会暗恋女孩子。

我当时暗恋的姑娘，刚好和我住在同一幢楼。我们在不同的单元，但楼层一样。她很聪明，其实未必有那么漂亮，但在那个年纪，人习惯在暗恋的时候加入太多自己的臆想。

我坐在教室的第四、五排，她坐在第一、二排。夏天的下午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正好打在她的耳朵和侧脸上。我就坐在后面偷偷看她，偷偷的喜欢她。但我那时候在重点班，班里没人谈恋爱，所以我也从来不敢去表白。

如果没有高三毕业时的那场意外，这段暗恋大概会像纸飞机一样，无声无息地落进回忆里，慢慢被忘记。

毕业那个暑假，我有个特别玩得很好的朋友，他天天软磨硬泡问我喜欢谁。我禁不住他问我，就告诉了他那个姑娘的名字。结果我这个朋友是个大喇叭，他竟然开始到处打电话宣传，告诉了我们班所有他认识的人，甚至还告诉了班主任。

一瞬间，我被彻底架在了高处。所有人都知道我喜欢这个姑娘了，我也只能硬着头皮顺着大家的意思去写情书、去约她。

我们当时用QQ聊天。我因为内向、笨拙，成天在QQ里和她聊一些极其高深的话题，比如“你是怎么看待死亡的”。到了大学我才知道，那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会说话的男生也在追她，她还跟朋友吐槽过我，说我这人挺奇怪的，成天聊哲学啊之类的。

后来大一放暑假回到老家，我再次见到那个姑娘。没有了教室后排的光晕，也没有了同学们的起哄，我第一次很真切地、近距离地看她。我突然发现：这个姑娘怎么这么瘦？她的头怎么显得有点大？她身上其实有挺多很真实的缺点的。

在那一瞬间，我心里一空，明白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她。

这就是我想说的身不由己。你以为是你自己真心做出的决定，其实你只是被朋友、被那一刻的环境推着走，走着走着，你自己都分不清那是真心还是演戏。

我来西安也是这样，走一步看一步，莫名其妙就来了，然后就留下了。

但我那个大喇叭朋友不是，他对自己的人生有极其清晰的规划。他考上了公务员，一步步按照自己的设想走，连要娶个家境好的姑娘、以后开个奔驰来接我这种话，都提前算好的。

我把这个话题推给Ben叔和查叔，想听听他们的身不由己的故事。

Ben叔在西班牙，听完我的故事，他却说他没被我的初恋故事打动，因为他想到了他更庞大的、关于体制的身不由己。

Ben叔是一九八八年出生的，刚好赶上中国生育的高峰期。他说他的高中生活只有苦，每个班七八十个人。早上七点上早自习，一直上到晚上九点的晚自习，回家还要做题做到凌晨一两点。老师的眼睛很大，但装不下这么多人。

他说他现在教很多在中国的外国学生，看到他们不让孩子走高考体制，送孩子去国际学校，下午五六点就放学，可以快快乐乐地培养各种有意思的兴趣爱好。

Ben叔说得很遗憾：“如果我父母当年了解这些，给我换一个环境，我小时候一定会快乐很多。现在我除了工作，好像根本不知道自己真正热爱什么。在这个体制里，我变成了一个极其高效的学习机器，但是到现在，我甚至都不记得当年死记硬背的那些知识到底是什么了。”

查叔在旁边点头，说台湾的体制其实也大同小异，大家都在一条标准的、像工厂一样的流水线上被制作成成品。

但我能感觉到，Ben叔的拧巴不在这里。他其实已经跳出了这个体制，他现在人就住在西班牙。

Ben叔用一种很羡慕的语气跟我们描述他看到的西班牙人的生活：一个工作日的下午，巴塞罗那的海边，各种年龄层的人都在玩。有人玩划板，有人打沙滩排球，有人在地上做瑜伽. 他路过的时候就会想：一个工作日的下午，你们都不用工作的吗？为什么我做不到像他们那样，在一张长椅上松弛地躺着呢？”

他说他身上有一个无形的枷锁，哪怕在西班牙，他还是会习惯性地拼命工作、买房子、赚钱。只要停下来去享受，他心里就会有一种巨大的负罪感。

查叔直接打断了他，查叔是个活得很通透的人。

查叔说：“Ben叔，你的限制其实早就过去了，你现在是自由的。你有经济能力选择住在哪里，你也有能力选择少工作几个小时、去培养一个爱好。你现在只是在用工作麻醉自己，用体制当借口，把自己关在舒适圈里。”

查叔今年五十岁了，他说他从小家里条件也不好，父母总在吵架。但他很小就告诉自己，绝对不要被任何负面关系困住，也不要被别人的期望困住。他虽然已经五十岁了，但他还从头开始学习弹钢琴、弹古筝。

查叔说：“我学乐器，根本不指望练得像专家一样。我只是发现，每当我每天有某个时刻觉得烦躁、不安的时候，只要坐在钢琴前弹上十分钟，音乐就会让我的心沉淀下来。这就够了。Ben叔，你现在把太多精力放在中文教学里了，我不相信你所有的愉悦感都来自这里。人必须有取舍，你一直握紧拳头，就永远没有空间去抓别的东西了。”

Ben叔有些局促，在镜头里笑了笑，承认自己就是那种“既要又要”的人，因为工作能给他带来更多收入，更多安全感，而开始一个新爱好太难了。

我看着他们俩，其实我挺能理解Ben叔的。

我跟查叔说：“其实我和Ben叔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那种容易被过去困住的人。而且，我没觉得Ben叔不快乐。那天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他，他已经有一万多个粉丝了，橱窗里还在卖东西。他虽然嘴上羡慕西班牙人的松弛，但他真正做成一个新项目、把课教好的时候，他是有很多多巴胺的分泌的。他是个在工作中能找到满足感的人，如果让他真的躺在海滩上大半年，他反而会觉得无聊。”

Ben叔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同意。但我希望这种愉悦感，能由别的、工作之外的兴趣来驱动，而不是总被潮流和钱推着走。”

这期播客录到最后，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。我一开始只是想讲一个初恋的荒唐故事，结果莫名其妙地，我们三个人在镜头前把彼此的中年困境一针见血地挑明了。

查叔最后说了一句话，很像他的风格。他说：“人生就这几年而已，问心无愧，想做什么就做吧。习惯是很可怕的，不要让自己一辈子沉迷在惯性里。”

录完音，关掉设备，西安的夜已经很静了。我稍微坐了一会儿，看着窗外的灯火，突然觉得这种有冲突、有冒犯，但极其真诚的拉扯，才是一个大叔中文播客最迷人的地方。

我们都在被什么东西裹挟着，但至少在说话的那一刻，我们都在试图看清那层无形的壳。